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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人手记|写在《浙江红色风景影像展》后浏览数:162


展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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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概况

浙江红色风景影像展是由浙江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浙江省摄影家协会、浙江传媒学院设计艺术学院联合承办,并由中国美术学院中国摄影文献研究所进行学术支持的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金2020年度资助项目。展览已于11月10日在浙江展览馆开幕,11月19日结束。作为展览的执行者,在与展览主承办方复盘交流之后,我代表省摄协和策展团队在这里整理一些文字,以回顾、梳理展览的筹备、落地过程,以期与大家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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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红色风景影像展的展品以摄影作品为主,另有数十件相关的实物及10余件口述史视频作品。展品总计超过1000件,内容还是较为丰富的。展览包括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以时间、历史事件为线索,梳理浙江1921年至改革开放期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这些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浙江近100年来的发展,部分历史事件甚至影响了整个中国的发展进程,这一部分展品主要以文献及老照片为主。第二部分是基于梳理出来的第一部分内容以及上世纪80年代后浙江发展的重大历史事件,邀请浙江的摄影师进入上述事件现场,以他们各自的视角,感受、挖掘并进行拍摄创作。这两部分内容,在展览现场相互呼应,试图给给观众营造一种在历史中观看现实,在现实中重温历史的观展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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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展览的筹备过程中,省摄影家协会提出两点要求:一是由于展览时间比较靠后,希望在梳理浙江近百年发展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同时,能够更加关注浙江的当下发展,尤其要突出浙江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方面的实践和成果;二是展览作为省摄协的重要活动,希望能够更加注重摄影的表达,突出摄影作为媒介创作的优势和特点。这两点要求贯穿了展览的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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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的1000多件作品是从数千件作品中挑选出来的,参展摄影师超过100人。展览在基于宏大历史叙事的前提下,也隐藏了一条从个人史、家庭史到村庄变迁史、城市发展史及行业发展史的从小到大、多层次立体的叙事方法。中国文联副主席、浙江省文联主席、中国美术学院原院长许江在看完展后,给我们留言说:“看完很感动。”我想,让许江院长感动的可能正是这种在大历史中见个体,在个体中见大历史的叙述方式。通过这种叙事方式,展览就不至于只剩下宏大的概念,而具有丰富的个体经验,这种经验与观众产生了连接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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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将重点介绍几个展览,以点带面介绍整个展览的构思。


第一个展览:《回到历史点》

《回到历史点》展览现场


在这件作品中,摄影师潘世国因为阅读吴利明先生著的《红色印记——浙西南红军遗址影像档案》一书,颇受感染。因此产生了重新行走浙西南革命根据地的想法。这件作品在创作手法上也稍有突破,他绘制了浙西南红色遗址分布图,邀请同事身着红军军装,以“身体”重回现场,拍摄了一系列的行为作品,每一件作品都详细介绍了拍摄地点在革命年代发生的事件。作品很好地把观众拉回了当时的历史语境之中。


第二个展览:《寻找电台》

《寻找电台》展览现场,夏阳供图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浦东部队南渡浙东后,建立秘密电台成为浙东敌后抗战的首要任务。1941年9月,洪舒江收到淞沪游击队暂编第三司令朱人俊命令后,带领13人突破层层阻难,将第一台电台顺利地架设在了上岙何家。摄影师周伟平带领十余人的团队,多次来到上岙何家进行探访拍摄。这件作品在展场呈现的是两张巨幅照片和一部纪录片和若干的文献图片。第一张照片是当年13位保护电台的革命前辈的遗照,这些遗照挂在当年藏匿电台的老房子墙上;第二张照片是13位保护电台的革命前辈的后人,他们站在老房子的前面。在展厅中,两张照片一前一后,借此让历史与现实产生了呼应。


第三个展览:《升国旗的人》

《升国旗的人》展览现场


展览展出的作品是摄影师郎京汉和潘家健拍摄的4张照片和11幅国旗。展览讲述的是中共遂昌支部旧址泉湖寺(遂昌革命纪念馆)的管理员朱宗鹤老先生坚持19年不间断升国旗的故事。在这件作品中,我们选了少量的照片进行展出,而把大幅的墙面给予了朱宗鹤老先生过去所用过的国旗,在这些国旗上,我们可以看到风雨、太阳等留下的时间痕迹。这些痕迹比照片更能讲述朱宗鹤老先生过去19年坚持的点点滴滴。



第四个展览:《相册、书信与手稿——黄源侧影》

《相册、书信与手稿——黄源侧影》展览现场

在筹备浙江红色风景影像展时,省摄协与策展团队有一个共识:探讨风景不能仅限于是自然景观,而更应该关切人,人作为社会风景,是风景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核心内容。因此我们希望借此做一位浙江省文艺老前辈的影像资料梳理工作。省摄协秘书长毛小芳建议可以从黄源老先生开始:一是黄老对浙江文艺事业的贡献大家有目共睹且影响深远;二是黄老的儿子黄明明老师和儿媳妇洪蓉芳老师经过多年整理,汇集了大量关于黄老的影像、文字等相关的资料。


《相册、书信与手稿——黄源侧影》展览现场

《相册、书信与手稿——黄源侧影》展览现场

这个展览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述的是黄源作为鲁迅的学生与战友,在上世纪30年在上海与鲁迅及当时的文艺骨干的交往,这些交往为黄源后来加入革命事业埋下了伏笔;第二部分讲述的是黄源参与新四军及解放初期接管上海文艺事业的故事;第三部分讲述的是黄源调任浙江担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及文化局局长后在浙江的工作,尤其突出了他在戏剧改革方面所做的贡献;第四部分讲述的是黄源在晚年时,在他葛岭住处接待全国各地文艺家的故事。


在这个展览中,展墙上所有的文字均由策展团队手写,一是向黄源老前辈表达敬意,二是策展团队认为在一个描述个人史的展览中,手写的文字更具有温度感,能够拉进观众与展览的距离。


第五个展览:一个浙江农民家庭的70年变迁史


《一个浙江农民家庭的70年变迁史》展览现场,夏阳供图

1950年夏天,徐永辉在当时的嘉兴县七星乡,拍摄了新中国成立时农民叶根土一家的第一张全家福。此后,他持续70年拍摄叶根土一家,完整呈现了浙江一户农民的70年家庭变迁史。这70年的变迁,不仅仅是一个家庭的变迁,也是浙江乃至中国近70年来变化的缩影,是中国70年来发展的见证。


第六个展览:《下姜村:梦开始的地方》

下姜村作品展览现场

下姜村作品展览现场

在浙江省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语境之下,我们进入作为浙江省6位省委书记联络村的下姜村进行田野调研、拍摄是必然的。20年前的下姜村属于偏远山村,人穷、环境差、交通不便,山林乱砍滥伐严重。如今,这个当年远近闻名的贫困村打了一个翻身仗,成为“绿富美”的村庄。


下姜村作品展览现场

下姜村作品展览现场

在下姜村,我们以“重返历史现场”为题,进了为期8天的工作坊,学员们在导师的带领下进行了深入创作。重点考察了下姜村在80年代中期建成的一座石桥,在展厅呈现为《桥的考古学——富民桥的故事》,并安排摄影师对下姜村的河流、风景、建筑及以民宿、种植为主的经济模式进行了考察。


工作坊最后的成果很丰富,包括18个专题摄影作品(大部分以手工书的形式在展厅呈现),12个口述史视频和大量的田野调查笔记。《桥的考古学——富民桥的故事》这件作品是最为核心的作品,在这件作品的创作过程中,我们认识到,一个村庄的发展、富裕除了政策的支持之外,更重要的是村民的共同奋斗,下姜村的富民桥它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连接河两岸的物理意义上的桥梁,它还是连接下姜村过去与现在以及连接中国基层与上层关系的桥梁。


下姜村作品展览现场


以上六个小展览的结构和模式也是其他展览组成部分的结构和模式。通过这样的方式,时间、历史作为线索,摄影师的不断重返现场是摄影作品的生产方式,也是展览结构的叙事方式。其实观众游走在展厅的过程也是不断重返历史现场的过程,这个“重返”是借助摄影师们的身体、镜头和作品进行重返的。


从现实的维度考量,这样的重返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只有不断重返,寻访红色根脉,我们才可能了解我们不断往前发展的力量源泉所在,才有可能在未来的道路上不会忘记本源。




延伸探讨:关于展览与工作坊的关系


浙江风景影像展在项目启动之时,省摄协确定了两个展品的供给方式,一是工作坊,二是邀请艺术家进行专题创作。从实际的结果来看,这两种方式的结合是有效,但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后文将谈到)。

上文已经谈到,在8月上旬,省摄协在下姜村邀请了傅拥军、拉黑为导师进行了以“重返历史现场”为题的工作坊,工作坊产出了大量的作品。其实,下姜村工作坊是整个项目工作坊的第一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之前,我们已经在余村也进行了一个为期7天的工作坊作为实验),省摄协召集了全省11个县市区16位摄影师参与。我们要求这16位摄影师在参与下姜村工作坊之后,必须回到各自县市区召集自己的团队,在各自所属的县市区根据我们提供的地点进行田野调查和影像创作。

在下姜村的工作坊中,参与摄影师具有两重身份,一是下姜村作品的拍摄者,二是各自县市区工作坊的召集者和实施者,他们不仅要拍摄,还需要带领自己的团队推动创作。所以,工作坊已经突破了以教授拍摄这一目的,省摄协更希望可以通过下姜村的工作坊能过培养出一个可以组织、推动田野调研、影像创作的团队。从结果来看,目的实现了部分目的。但也有需要改进的地方:由于导师时间、精力受限,无法对每一个分散的团队进行深入的跟进和指导,这些分散团队创作的作品还有进一步提高的可能性。


下姜村工作坊部分参与者在展厅



来源:浙江省摄影家协会